仕宦家风促山东草根崛起

　　作为传统文化大省的山东，历史上不乏名门望族。而众所周知的是，“家风”恰恰是一个家族传承的核心精神。不过与其他省份的名门望族相比，山东的历史上还有这样一类家族式群体，他们的先祖大多出身于社会中下层，是不折不扣的“草根儿”，“读书改变命运”的科举制度让他们一跃成为当时的社会精英，然后逐渐发展成了“仕宦家族”。因此了解他们的家风传承，也有着别样的借鉴意义。

　　齐鲁世家　山东家风
　　“山东自古历史悠久，名门望族也比较多，因此关于山东地区的家风传承也独具特色。”2月17日上午，在山东师范大学地方史研究所的办公室里，所长朱亚非这样对记者表示：“事实上从地方史研究的角度出发，一个地区的家风往往与当地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甚至会推动当地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的发展。”
　　一个显见的例子，莫过于明清时期日照丁氏家族的家风。据朱亚非考证，丁氏原籍湖北武昌，起家于元末时期，后于明洪武十三年迁居至日照，并且逐渐的成为了仕宦家族，甚至出现了“一门三进士”、“祖孙父子兄弟叔侄同进士”的盛况。“我们在日照进行调研期间就发现，丁氏家族的家风很有意思，其中明确要求丁氏子孙要为地方多做善事，光是恩泽。”朱亚非表示，在清朝康熙初年，清政府为了防备郑成功等抗清力量，实施了海禁，严谨海外贸易：“当时日照这个地方很特殊，高山多，土地贫瘠，物资匮乏，商路难通，而清政府实施海禁之后，使得日照地区的物资更加匮乏，这个时候丁氏恰巧有个叫丁泰的在朝中做官，于是他向皇帝上《开海禁疏》，要求对日照开海禁，并得到了康熙的允许，使得日照地区的经济文化政治得到了发展，这对于当时的日照来说，有着很大的贡献。”
　　在朱亚非看来，山东地区自古以来不乏名门望族，不过虽然同为名门望族，其中却有着区别：“在唐朝实施科举制度之前，山东的名门望族主要以门阀士族和王公贵族为主，他们的起点比较高，属于有特殊地位的官僚士大夫。在唐朝实施科举制度之后，山东的仕宦家族多了起来。”
　　所谓的仕宦家族，是指以科举起家、入仕为宦，并且持续数代长盛不衰的家族。“与门阀士族或王公贵族相比，仕宦家族最大的特点是多产生于社会中下层，靠科举起家。”朱亚非表示，也正因为如此，这些家族的家风对于教育和当地的公益事业非常热心，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带动了山东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

　　山东家风独具特色
　　马年春节前后，央视的“走基层·家风是什么”系列报道也引起了朱亚非的兴趣，作为一名历史研究学者，朱亚非曾对于山东历史上的家风和家族文化有着深入的研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很多受访者和网友，在谈起家风的时候，往往把它当做是家规、家训或者是家诫，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朱亚非表示，所谓的家风，实际上是一种很灵活的东西：“家风是家族文化的核心部分，它会随着时代的变化，家族的变化而产生变化，家规家训则往往是以文书的形式流传，因此二者在某种情况下会出现一些不同，而且家风多是以口耳相传的，因此还原家风的工作是非常庞大的。”
　　朱亚非曾对于全国各地望族的家风进行过统计，结果发现，大多数望族的家风都有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重视教育，诗书传家。
　　从历史的角度看，自唐朝开科举制度之后，“读书改变命运”或“知识改变命运”就成了社会中下层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主要方式：“当一个社会中下层的普通百姓，通过科举成为精英之后，他会很快意识到知识和读书的重要性，因此在家风和家族文化中会大力提倡读书和教育，甚至兴办学校。”
　　朱亚非曾对省内明清时期的临朐冯氏、诸城刘氏、日照丁氏、海丰吴氏、黄县（今龙口）丁氏、（莒南）大店庄氏、高密单氏等多个仕宦家族进行过长期的调查，结果发现这些家族的家风和家族文化有着自己与其他省份不同的特点：“比如说吃苦耐劳、关注公益、与时俱进等等。”
　　在朱亚非看来，山东历史上有不少世家最初都是从其他省份移民而来的：“这是一种地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他们既带来了外地的文化，同时也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

　　族权意识更为开放
　　在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中，白氏与鹿氏是原上的两大家族，两大家族都有自己的族地、祠堂、族田、族产，同时，族长还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对族员生杀予夺的大权，尤其是白孝文被田小娥勾引之后，甚至被绑至祠堂受罚。“其实在明清时期，甚至整个中国的古代，很多省份的家族都是这样的，族长拥有着极大的权利，族员数代相聚而居。”但是朱亚非表示，从目前山东地区明清时期的仕宦家族来看，厚道的山东人对于族权的意识上是比较开放的，虽然有些族长拥有一定的权威，但是在族规族法的设置上却并不严格：“很多家族都是这样的，一旦达到一定的规模，就会分家，而家族成员在族中的威望并不是依靠他的辈分，而是他的贡献，比如说官职的大小，对于家乡建设的贡献等等。”
　　这种开放的族权意识，也使得山东不少仕宦家族的家风具有更为强大的辐射能力：“比如说某一个家族大到一定程度分家了，那么分开的族人会带着自己的家族文化和家风向其他地方发展，然后影响其他地方的人。”
　　或许在不少人看来，家风与家族文化的受益者，往往只是家族的内部成员，但是朱亚非表示：“目前看来，山东明清时期的仕宦家族，他们的家风和家族文化不仅惠及家人，还会惠及当地的百姓。比如说我们在调查期间发现，像诸城刘氏、日照丁氏等许多家族往往会兴办家族学校，但是其招生却是面对当地所有普通百姓的，那这样一来，对于当地的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发展，就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这样的开放，也让山东望族的家风和家族文化得到了更为长远的发展：“比如说经商，其中中国历史上一直是重农抑商的，但是我们在调研时发现，山东也有一部分仕宦家族是通过商业起家的，而且他们更喜欢把传统文化思想作为自己的经商理念。比如说黄县丁氏家族就是这样的一个家族。”
　　据了解，黄县丁氏家族最早是以经商起家，曾有富甲一县的说法，主要从事当铺、药房、钱庄等生意，但在经商致富之后，丁氏家族以商养学，培养出了不少文化人，“黄县丁氏从十一世到十六世几乎每一代都会涌现出一些文化大家，每一代都有人著书立说，而且研究范围更加广阔，金石学、诗歌、书法、医学、史学等等，那么我们研究发现，丁氏的家风就是儒学立家立身，讲究兄弟和睦，和气生财。这也是与南方一些经商的仕宦家族最为不同的地方。”

　　顺应时代　家风更迭
　　纵观山东历史上的名门望族，之所以能够传承数代且繁荣昌盛，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来自于他们的家风和家族文化能够顺应时代的变迁。“其实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各阶层分化不断的一个时期，因此这种动荡也是在所难免。但是山东许多大的家族却没有受到社会大变动的影响，有的甚至传承长达数百年，甚至到了晚清和民国时期，其势力和影响依然存在，那么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能够顺应时代潮流，及时的改变家族文化和家风的传承。”
　　一个显见的例子莫过于临朐冯氏家族，在明朝中后期时，临朐冯氏家族的地位已经极为显赫，并且形成了“忠孝传家，诗书继世”的良好家风，但是随着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建立，冯氏家族也出现了动荡和分化：“其中有一部分冯氏家族的成员，坚持反清复明，最终选择了背井离乡，前往现在的朝鲜半岛进行反清复明的大业，并且在那里定居下来，形成了新的家族，而另一部分则选择了归隐和出仕为官，因此冯氏的家风在明清更迭之际，有了一个变化，也正是因为这种变化，使得临朐冯氏在清朝出现了二品大员，备受清朝皇帝的信任。”朱亚非对记者说。
　　除此之外，像日照丁氏、莒南大店庄氏等仕宦家族，在清末民初时，也能够顺应时代潮流，把家族子女送入新式学堂或者出洋留学，并且大力的投身到工商业中，也使得这些家族能够得以继续延续下去。“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新时期我们也需要建立新的家风，让我们能够重新适应新的时代。”朱亚非表示。

　　朱亚非
　　山东师大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教授、山东地方史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先后出版《明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山东通史》（明清卷）、《古代山东与海外交往史》、《明清史论稿》、《明清山东仕宦家族与家族文化》等著作。

    (山东商报)